美国硅谷的企业家从10年前网络股泡沫破裂以来的众多教训里学到了一点，在美国经营一个企业失败并非世界末日。诚然，企业家肯定不会在个人简历里或在向新投资者推销新项目时，浓墨重彩自己曾有关门大吉的经历，但这段阅历有时能为其加分。

    如今到全球新兴的风险投资热土中国试水，这些类似的经验也有作用。“美国文化相对比较容忍失败，”位于北京的从事职业资源和咨询业务的中国职业精英网（Chinese Professional Network（CPN））创办人兼董事长汪维纲（George Wang）指出，“在中国，失败有时候意味着在家人和其他人面前颜面尽失。”汪维纲近期赴美国费城参加了第15届沃顿亚洲商业峰会（Wharton Asia Business Conference）中一场题为《创业与风险投资：多元化和变革背景下繁荣发展》（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 Thriving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nd Change）的主题讨论会。

    但是，汪维纲也指出，随着人人都想创业，梦想成为中国的下一个“阿里巴巴”，中国这种畏惧失败的文化也正在发生变化。阿里巴巴网站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2007年危机前中国股市蓬勃发展背景下在香港上市，共募到15亿美元的资金。这对如嘉丰资本（Chinese Founders Fund）的创始合伙人许嘉荣（Jovan Hsu）这一类赴会嘉宾来说是个好消息。总部设在北京的嘉丰资本为电信、媒体和技术型新创企业提供天使投资。“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些经验积累，’”许嘉荣说道。“即使失败过两三次，我们也喜欢，总比什么都没学到要强吧。”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许嘉荣和汪维纲在发表上述言论间已经透露出些许乐观。根据近期经济数据来看，4万亿人民币（约合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让中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悬着的心，已有所放松。

    “中国市场受经济危机冲击不那么大，”信必优（Symbio）的首席执行官徐嘉（Jacob Hsu）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信必优公司在芬兰、瑞典、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拥有分支机构，经营全球产品开发外包业务。它在中国经营一个初创企业孵化器项目。“但是，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是受经济危机冲击的重灾区。”尽管徐嘉表示最前期的天使投资受影响程度小于其他投资领域，但他也指出，董事会里“对风险的容忍度在降低。”

    但是，只要提到亚洲，那种投资热情依然高涨。根据德勤全球（Deloitte Touche Tomatsu）去年针对725家风险投资家的调查结果，尽管该行业在去年收紧了投资额，更专注于投资组合中最佳公司，并提高了投资后期的份额，但过半数被访对象表示将于2009到2011年间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中国，被风险投资人士认定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如果风险投资真能如众多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将在中国高歌猛进，那么要深入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新创企业环境方面的明暗差别，就颇为重要。位于美国费城的米罗投资公司（Miro Capital Partners）的合伙人兼沃顿商学院创业课程讲师迈克尔。凯尔森（Michael Kelsen）主持了这个讨论会。

    历史教训

    从上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在中国风生水起之时起，中国的情况就和其他国家，例如美国，非常不同。根据兰德公司（RAND）的一份调研报告，上世纪90年代初，接受风险投资资金支持的公司90%是国有企业。但随着中国市场改革深化及国际风险投资面对的歧视性政策逐步减少，这一比例很快降了下去。

    贯穿这一演变过程的一个主题是风险投资在中国成功要靠什么。“象中国这样新兴、迅猛发展的市场，投资更像是赌博，” 汪维纲指出。“区别在于你是专业赌客，还是抱着随便玩玩的态度。大部分的投资应该算是后者。”他认为，对于这类投资者，“资金永远都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关键在于尽可能在投资前期（并且越早越好）发现最好的商业理念和人员。

    事实上，所有风投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一个资产负债表所不能表达的共同因素：出色的人力资本。“对人投资，就像孵化器那样，尽早发现合适的企业家并给予他们支持，” 徐嘉指出。“要了解企业家，要了解市场。要在帮助企业家正确选择创业伙伴方面多做些工作。”

    他补充道，更多是人际关系，而非机构间的关系。“如果你来到北京，那么，有十个人就可以让你认识所有的投资者。”他建议希望拓展中国新创企业市场的西方投资人，开始时步伐慢一些，不要一来就仓促决策。“花上六个月的时间，多了解一下地利与人和，”他建议道。

    人和与地利

    这一方面的关键词就是“本地知识”。与会者认为，对于风险投资成功来说，了解中国的经商环境要比了解这家公司是中资还是外资，或是有无中外政府关系更重要。“如果你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如果你理解中国企业家的思维模式，你就比别人具有优势，”汪维纲认为，“有时你不能从西方的角度来判断他们。”

    毫无疑问，的确有些中国特色的因素，能够决定新创商业计划的成败。以电子商务为例，在西方国家，电子商务就是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及服务，但很多普通中国消费者更喜欢通过话务中心来下订单，而不是通过网络。汪维纲指出，熟悉中国消费者的企业家凭直觉就能做出判断，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可就十分困难了。但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太快了，风险投资者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本地知识。“如果你离开中国超过三年的话，你会被认为落伍出局了，”他说道。

    在过去，那些资金雄厚的国外风险投资者遇到不熟悉本地知识情况时，他们会斥重金聘请西方投资者熟识的海外律师、会计行及其他交易专家，而不愿找中国这样新兴市场的当地人。

    当然，资金雄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硬件建设来弥补部分个人经验方面的不足—参会专家阿历克斯。葛洛夫（Alex Grove）指出。葛洛夫曾在摩根史丹利做“跨阶段”风险投资工作，去年他自己开了家教育咨询公司。

    他回忆道，“如果我们想投资煤矿，我们会找毕马威或其他能深入企业查账的会计行。我们还会找西方的律师行如年利达（Linklaters）或其他事务所。这些机构整装待命，随时出发……有些基础工作绝对跟得上，” 葛洛夫说道。“我估计还有很多小公司，尤其是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公司，也会聘请这些机构提供服务。”

    嘉丰资本的许嘉荣认为，很多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者，尤其是从事前期投资的，在执行交易的方式上与大型投资银行差别较大。“对于新创企业的前期投资，很多风险投资公司自己工作。他们也会聘用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但也有内部人员做这些工作。相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后者。”

    事实上，中国市场初级阶段的特性，是投资者愿意加入嘉丰资本的主要原因。“我们拥有一个模式，能和天使投资者相联系，每位天使投资者都有自己的特长，或是已有在华成功投资经验，”他解释道。于是，当企业家向投资人展示项目时，很有可能碰见在该领域有经验的人，这样将有助分析评估新理念或给商业计划挑毛病。银行也希望新创企业能将企业家与具备类似行业经验和兴趣的投资者联系在一起。

    中美两国的风险投资环境还有其他不同之处。凯尔森指出，在美国企业家鲜有直接“登门”寻找风险投资并与投资人直接见面，而是会在一开始聘一位律师或其他与投资商有关系的顾问。

    许嘉荣认为，在中国“所有事情都要靠关系。”这就是他的那家由多个投资人组成的公司人脉广泛的原因，他们总能通过关系找到寻觅风投的企业家的同事或前任老板。

    即便向葛洛夫这样的中国通，在中国谋生还要不断学习。他回忆道，他的西方教育背景及流利的汉语曾让他如何受欢迎。但去年自己开办一家协助亚洲人赴美研读MBA课程的公司后，便遇到过不少质疑，尤其是针对他的学历，其中包括那些如今他介绍中国学生入读的学校。因为假文凭太容易造了。“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中国，这让我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事物，让我思维不得不更灵活、更策略、更富创造力。”

    凯尔森补充说道，除了全球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影响反而创造出很好的投资机会之外，“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就不要在意什么宏观经济走势。”

    当被问及美国风险投资商能从中国的新创企业中学到什么，与会人士指出他们必须对个体进行关注。“这就好比约会，” 汪维纲笑着说道。“好比你打算找个中国女朋友。你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要找中国女朋友？’但这只是第一步—很肤浅。”他继续说，第二步就是抛掉成见。如果你坚持找长头发人做你的女朋友，你肯定会失望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你必须一个一个地认识，”商场上也是同样道理，保持开放心态要强于预设项目标准的做法。“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骗，”他说道，“你需要走入人们心中，探问‘你的价值何在’？”

    “投资的第一课是，绝不要只投资于一个商业模型或商业计划，” 徐嘉说。“应该选一个企业家，全身心地支持他。你在中国听到的绝大多数成功故事，背后都有一位能摆脱俗窠、特立独行的企业家。”